经典是如何写成的
重读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再次为作者70年前的洞见叹服。早在1945年，作者就看到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是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的技术进步，比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早了至少十年；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这比把工业化仅仅当作是发展工业的见识，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产业以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这在后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工业化进入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如果让市场规律继续起作用，就必然会引起农业生产结构上的变动”；“（农业生产比重的减少）并不是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有所减少，而只是表明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的扩张率，比起别的部门，特别是制造工业部门，要相对较低而已。”
可惜了这些70年前的见识，因为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后来理论发展与政策实践都走了不少弯。超越？有些基本道理，是难以超越的。按照的标准，经济学文章30年后还有人看、有人引用，就是有斤两的；50年后有人读、有人，应该就是之作了。对我这个经济学后辈而言，70年后研读这些文章，依然觉得犀利，说是之作，当是不过分了。倘若中外的政策制定者能抽一点点时间好好看一下培刚先生的著作，可能要少走一些弯的。
惊讶叹服之余，不禁要多问一句：这么好的著作是怎么写出来的？拜书中的英文版自序、中文版自序，和培刚先生、谭慧女士（培刚先生夫人）整理的《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一文，我们可以窥得端倪。
英文版自序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项研究开始于10年前，当初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一个系列研究项目之一。”原来，这本书写了10年。准确地说，这本书构思了10年，写作的过程，大约花了9个月。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培刚先生这本书是“十年怀胎，9个月分娩”，怪不得如此精彩。不禁想到，现在的很多文章，如果能花上个把月跑数据，再花一个月写成，就已经算是很多的努力与投入了，怎么可以相比？
实际上，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写道，“本书写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但思想上的酝酿，却早在三十年代初当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酝酿，其实不止十年。想想我们现在的学者，哪里会一门心思钻一个问题十年？即便想要这么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运作方式也不允许。学问本是呕心沥血、心无旁骛的产物，岂是“短平快”能做出来的？大大小小的名家也见过一些，从来没见过哪位说过学问是有捷径的。
英文自序接着写道：“但是中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事态发展，带来了关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整个问题，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具有哪些主要内容，更是问题的核心。”原来如此，怪不得培刚先生可以呕心沥血钻研十多年。中国自古不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士，培刚先生恰好是其中之一。
忧国忧民、呕心沥血的文士很多，但是作品能的不多。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能成为经典，还与他的求学、治学径有关，其中有两点培刚先生尤为强调。
其一，培刚先生非常强调在武汉大学求学时打下的一般知识基础。当时武汉大学名师荟萃，教学极为认真，培刚先生的数学、国文、英文、逻辑学、德文、法文、生物学课程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培刚先生非常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看到“当前学术界在学风和文风上，由于‘左’的线和‘’及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良影响，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之风颇为流行”，“此风如不刹住，必将影响子孙后代，无穷”。
其二，培刚先生亦非常强调在武汉大学打下的经济学基础。当时武大院（含法律、、经济三系）教师阵容极强，可谓极一时之盛，教与学极为认真。师者，授业解惑也。名师指点之下，自然思清楚，事半功倍。培刚先生尤其强调当时的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熟悉了欧洲经济史和产业史。这两门课程，引发培刚先生开始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问题。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大学里的课程基本不讲经济史，上来就是数理模型。工具虽然先进，但是学生们往往不知所以，空拿着刀枪剑戟十八般武器。更有甚者，手里拿着锤子，就看着什么都是钉子，到处乱敲一气，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我们现在对于历史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
有扎实学术基础的人很多，但是这还不足以产生的著作。培刚先生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对现实世界的充分观察和积累。1934年6月，培刚先生从武汉大学毕业，进入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该所工作6年当中，足迹遍及、浙江、广西、湖北的一些乡村和城镇，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先后写成《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等著作，并在《东方》、满清禁官2艳女情史《评论》、《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这里的重点，是这6年的调查研究使得培刚先生对于实际经济的运行有了第一手的观察和体验，而不是停留在书本上，这是很多经济学者，包括当时的经济学者所没有的。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书本不能替代体验的。历史上很多的作品，都是丰富调查体验之后的结果。科斯的经典《企业的性质》一文，也是在之前东问西问的基础上，然后在1931-1932年间花了一年时间研究美国产业的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形成的观点。看起来，真正的思想是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中来，而不是从文献中来。用科斯自己的话讲：“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
在新版的《农业与工业化》序言中，亦强调真实体验的重要性。强调两点。一是“超龄”。美国博士平均27岁，也就是22岁大学毕业之后再加5年，而张培刚的论文写成于32岁。多了五年的时间，自然就多了很多观察和经验积累。二是自幼在农村的生活经历，放牛、砍柴的生活体验，以及后来的实地调查研究，使得张培刚对于农村的状态有清楚的认识。相比之下，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对落后之邦的农民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研究真实世界的学术传统，其实是由来已久的。试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们，因为没有那么多文献可读，当然是要从眼前的世界中寻找真理的。相比之下，后来的家们，虽然也不乏聪明勤奋之士，但是因为要整天面对圣经，揣摩“的旨意”，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就少很多了。这样一来，高下立现。经济学的祖师爷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文献著作做框框，因此而留下难以超越的经典。
其实国内研究真实世界的传统，也是很盛的。林毅夫教授上课时的口头禅，是“研究问题要从现象出发”，并一直认为中国经济现象是经济研究的金矿。周其仁教授反复强调要研究真实世界，他本人因为全国奔波调研，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只可惜，这一关注现实、关注现象的学术风气，近年来反而弱了一些。从文献到文献的风气，反而盛了一些。
掩卷闭目，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培刚先生出身农民家庭，自幼放牛、砍柴，体味农村生活辛苦，开始思索工业化之；大学期间勤奋苦读，打下了的知识基础；毕业后展开6年的调查和思考，形成了初步的观点；带着丰富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到哈佛的课堂里，终成就经典之作。
文章由325棋牌提供发布